​中国古代政治与道家圆教义理

　　在下文中我就尝试从义理的角度谈谈部分中国传统政治以及中国传统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

　　一、道家圆教义理

　　“中国古代之政治天才，尤其在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一层。……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绝不会凭空无端的产生。”这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新校版，第49页）中所说的一段话，虽然他并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理论和思想隐藏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之后，但我猜想指的是一种义理。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同样有“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后一些的。……制度是坳不过事实的。”（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第80页）也暗示了因为人之为人的有限性，因此必然存在更高的义理在统摄人类政治。

　　义理首先肯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超验原理，其绝不来自经验的范畴也不会受先验范畴的影响，因为超验原理根本不需要经验和先验。《道德经》“道可道，非恒道。”中的“道”，柏拉图所言“最高的善”，康德所谓“物自身”……古今历代哲学家都曾反复在谈这个永恒不变的本原即超验原理。他们提出的“道”、“善”、“物自身”等概念都在竭力表达一种存在于宇宙或人类内心的最高支配义理，之后西方说是人类理性自身内在领悟，而中国说天理天道。

　　义理首先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解释说“善”是“一”并且始终是“一”。中国人解释“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次义理对物则体现在支配一切其生成与流变，既确定又不确定，对人则体现在提携人类理性自身内在领悟，既满足又弹压。如果说凡间万物都无法抗拒生成与死亡的命运的话，那么这个命运就是天地宇宙阴阳气数所给万物的性质，或说宇宙运行的终极义理。最后，义理作为最高的超验原理一旦进入经验现象世界之后呈现的形态却是最普通最平常的。中国古代圣人依据道家圆教义理所制定出的教化方案至始至终影响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政治领域，却并未被一般人所察觉，这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圆教义理既确定又不确定，即体即用，非有非无，乾坤并建。它永远没有一个永恒的象，因为它的象是落于具体事件具体方案的，是千变万化的。《史记》记载孔子看到老子之后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从前没有人见过龙，因为龙千变万化难以把握，但是如今见到老子就仿佛见到了龙一样。正因为“道”没有具体的形象，始终既确定又不确定，所以让人感觉深远不可知，可是当见到之后发现其却是最朴实简单的。

　　既然义理不可抗拒的存在于万事万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仍需要教化方案呢？《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同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重性质，即超越性和有限性，分别对应了超验范畴与经验范畴。显然超越性是受到人类理性自身内在领悟或说超验义理所支配的，但是普通人的具体活动仍旧会受到动物本能、感官快适所影响，这就是有限性。人的超越层次是渴望向上的，渴望善与美的。康德所说道德是当下应当，人类理性自身内在领悟使得我们做了这个善的举动。但是普通人也完全有可能因为个人的欲望、肉体的放纵等……有限性需求去做一些不符合道德的事，这就是伦理教化存在的必要性。伦理教化的诞生是为了规范立俗在某些特定事件下人们应该有的反应，事先给人心立法，隶属于经验层。而道家圆教义理是中国古代按超验原理制定的教化方案。它的智慧还在于，其并没有去抹杀掉所有人的有限性，而是肯定了有限性的存在，但也不允许有限性的随意增长，必须用超越性将其弹压住，呈现出一种既满足又弹压的圆融形态。具体在政治领域就体现在了对天子的要求，对官员的要求等方面……

　　二、中国古代君主与官员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于天子的要求首当其冲就是谈“内圣外王”四字，只有超越性的“圣”与有限性的“王”相结合，才能达到真正圆融的境界，才能成为明君，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这便是道家圆教义理的智慧，即满足了天子成“王”的有限性又用“圣”的超越性去弹压住他的行为。而如果帝王过分发挥他“王”的部分，而忽略了“圣”或说内在德行，那么他本身就会沦落入有限性的层面之中，呈现出政治行为大兴土木，对百姓横征暴敛，以及对权利的贪得无厌，那么举国也都会沦落于有限性的支配范畴，民不聊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早期最有名的便是秦皇汉武二帝，而到了明清之后天子忽略德行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明代宰相的废止，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内阁”的设立，使得中国政治开始了彻底的皇权独裁时代。至于清代由于有了前朝在制度上的铺垫，皇帝集权独裁也就更加容易并且越演越烈。明清两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即有限层反而胜于了超越层，导致传统丧失世风日下。因此《论语》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的正是反对君王的外在行为胜于内在德行，反对君王的妄自尊大，没有内在德行的支撑无法被称得上真正的“圣王”。

　　反观汉文明对官员的要求也同样符合这一教化方案，比如地方官员的执事官与散官的双轨制。同一官员既拥有实职又肩负虚衔，所谓虚衔就是对其德行上的考查。同内圣外王的道理一样，中国传统对官员的要求也必须德行一致，文质彬彬。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也实行地方太守和中央刺史一同治理地方政治的方案，中央派小官刺史来监督地方大官太守，为的就是考察监督地方官员德行是否合一。既是满足了官员对功名利禄的要求和他们渴望发挥才干的理想，同时也弹压了官员们的个人发挥空间，并不能无休止的妄自作为，一切都必须在德行的限制之内进行。但到了唐代，中央监察官却逐步演变成了地方执行官，这便逐渐失去义理的智慧，也失去了对人的有限性的抑制。还有就是汉代地方长官是由中央任命的，但手下的小吏一定要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好比义理置于具体事务必须具体分析一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中国哲学或理论始终即体即用，有现实价值，但可惜这一制度至于明代又废除了。毛泽东也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到当地治理必须重视当地干部的观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根本不懂本地干部的重要性……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态度。”这说明毛泽东是深谙中国传统观念的。

　　在官员的选拔上，汉代会定期的选举有品德的孝廉之才，而对于有才能的人则是不定期选拔。可见，在汉代的观念中德行应该是大于才能，至少说是德才兼备的。但从唐代开始官员的选拔由推举制改为科举制，科举制的出现也标志着对官员选拔的重点由重德行转为了重才能。明清之后，科举的考试内容又趋于僵化，对官员的标准也变得越加死板。这和上文所提到的明清总体的时代风气有关系，确定性即限定性。同时，人的德行才识也并非科举考试可以考出的，即使可以也不能保证该人始终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为自己对自然万物有了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己的才能越发自信。人们开始对标准化确定性的人为价值观趋之若鹜，试图用不变应对万变……而这些都意味着时代正在被人类有限性所支配，而宋及以前的历史时期，越往早期对教化方案和天理天道就越遵从和敬畏。

　　三、知识分子问题

　　许多朝代开始都会有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规范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可是都不太成功。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代“文字狱”，还有新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因为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他们掌握知识了解政治，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知识分子分为两种：一种像圣人一样把书读活。另一种则是太过拘泥于书本，不懂得超验原理，也不懂经验现象，就是读死书。他们既距离圣人相差太远又不能贴近百姓，他们对理论深有研究但对实际却了解甚少，正由于自以为掌握知识便容易陷入佛教所说的“我执”与“法执”之中。“法执”就是对于知识的执着，以为掌握知识就是掌握真理。而“我执”则是对自己个人的执着，一味坚持自己一定是对的。表现在现实就是不愿“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五章》）不愿和别人走在一起，装清高，美其名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总想着“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屈原《渔夫》）。同时也不甘寂寞，爱锋芒外露，却无用武之地。因此久而久则，这部分知识分子就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离心力。正因为他们看不清这个世界肯定是浑浊的，并且永远没有清明的那一天。如果还总陷入对理想世界的憧憬，知识无法解释现实，就会庸人自扰。因为他们的知识既够不上超验的永恒性，也不愿低就经验的实用性，不上不下，最后只会对现实抱怨连连，自己则变的不堪一击。这就是部分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不够圆融，对超验义理没有把握，只会读圣贤书的表面，不能理解其真正的义理内涵，更别提运用。

　　所以，在中国古代便有“多闻数穷，不若守中”（《道德经·第五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等表达。这正是古代圣人从义理的层面劝导那样的知识分子不要用有限的生命走向一条死路。在义理层面上，讲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真正的大道正在于虚空内心，放下执着。 “不若守中”，只有守住虚空才可能得“道”运用知识，融会贯通。

　　那么针对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该怎么教化呢？中国古代传统的圆教智慧是让他们做官，在现世中既满足了他们对知识才华的运用，又用现世的种种制约条件把他们弹压住。但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能做事，最典型的就是“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的例子，由于王莽和王安石二人急于将理论变为现实，浓浓的书生气和理想主义最终导致他们失败。知识分子眼里容不得沙子，只进不退，只能包容美的好的高的，不会应付丑的恶的低的，这是没有真正大智慧的体现。因此，选贤任能也是一大智慧。另观，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也同样认为对付知识分子就是把他们扔到实践中去。“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成实际工作者。……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整顿党的作风》）““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可见毛对知识分子问题是看得很深刻彻底的，但是反观文革时期，众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上山下乡，这样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终究还是太着急了些。

　　四、总结

　　总体而言，政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包括了认识论、美学、历史的总和哲学。中国古代政治走过许多弯路，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地方。成功的政治制度的共同特点是按照超越人的更高原则构建，站的位置更高，又不会脱离现实。不是完全打压掉现实中不有利一方，而是权衡了其中的矛盾双方。“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种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