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王纲堕”和“逞干戈，尚游说”是由此而来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后果。也就是说，西周的东迁，首先直接导致了“王纲堕”，进而诱发了“逞干戈，尚游说”等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
庶民滥议破坏的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王纲”？
纲的本意是用来提网的总绳，抓住纲，就可以控制整个一大片网。所以，王纲就是王用以控御天下的纲纪。那么什么又是王呢？
通常来说，任何一个世俗的权位，比如说今天的总统，都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它的私人属性，即代表某一个在位者本人；一个是它的公共属性，也就是这个位置所代表的责任与权力。但是，按照中国自上古传承而来的德治思想，这个王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责任。而此时的封建时代，又是一个家天下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把“王”的属性做这样的划分：一是包含他私人属性在内的王权，二是代表其道德属性的王道。
因此，所谓的王纲就包括王权的纲纪和王道的纲纪。
l 王权的纲纪，就是指王在现实中所应当具有的政治权利；l 王道的纲纪，就是指王在意识形态领域，在道德层面，所应当把持的原则。
对应于现实之中，前者可以用军事征伐的施加来概括；后者则可以用礼乐制度的完备来概括。
所以，“王纲堕”的意思就是，王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去了对天下诸侯的控制能力。或者说，在这两种本来应当由王来主导，并因而有所原则，有所规则的事务中，已然没有了原则与规则。
规则是维持稳定，约束欲望的最有效手段，一旦失去了规则，那么力量的强弱，就成了最后的终极规则，于是就必然会发展成“逞干戈，尚游说”——这里所说的“游说”，虽然包含一定的辨明道理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所谓的纵横之术，其主要目的，仍旧是进行力量的重组。
对于“王纲堕”的问题，恐怕没有谁比孔子看得更加痛心，也没有谁比他看得更加透彻。于是——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子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礼乐在古代是天道或者说正义在人间的体现，它们向人们演示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所谓的征伐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伸张正义。所以，当礼乐征伐不再从天子出，当王失去了对征伐和礼乐的控制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对何谓正义的标准的控制。换言之，正义从此没有了唯一的终极标准。
是非与正义都应当有唯一的标准，同时也需要有统一的标准，才能发挥其价值，拥有其意义。一旦不唯一，不统一了，那么也就相当于没有了是非和正义，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无道。
但是，作为一种拥有智慧的群居动物，人类对所谓是非正义的标准的需求是客观的。所以一旦社会上失去了唯一的统一的标准之后，人们就会自发的来重新定义一套标准出来。
因此，一旦天下无道，直接的后果，就是拥有地方权力的诸侯，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定义是非对错的标准，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但是，这种原本归属于某一个人的权利，一旦分散到了众多的，本来不应拥有它的人的手中，其最大的危害并不是所定义的标准的对与错，而是打破了制定标准的规则。造成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制定标准的印象，进而就会激活太多人心中的欲望。于是，这种行为，必然会逐渐蔓延开来，蔓延到作为诸侯的臣属的大夫手中，蔓延到作为大夫的臣属的陪臣手中，最后直至蔓延到，本来不应当参与到政治中来的庶民手中，出现庶民滥议的现象。
——这可以从正面解释，为什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因为，庶民的滥议是天下无道的结果，因此可以作为天下是否有道的一个标志。
但是，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庶民对政治的参与似乎应当视为是一种进步，但是孔子非常敏锐的看到了它的危害。一言而蔽之，就是这种构建在越来越具体的利益，和越来越有限的信息基础之上的标准（天子的思维是建立在天下之上的，诸侯则只能建立一国之上，大夫只能建立在一家之上，陪臣和庶民，通常来说只能建立在一己之上）也必然是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反过来说，就是缺乏普适性的，因此也就难以带给天下长期的稳定。
所以，孔子说的“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这则可以从反面解释，为什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即庶民滥议是不可能导致天下有道的，建立在其滥议之上的天下，也不可能是一个有道的天下，唯有当庶民不再滥议（不是畏惧于强权的压迫）之时，才说明大道——统一的价值观念，才重新在天下建立起来了，天下才有可能据此而趋于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