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的弟子很明显的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前期在洙泗一代，教授门徒，主要以传六经为主。洪迈《容斋续笔·子夏经学》言：“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授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
这一时期的子夏弟子，应该就是荀子所称的“子夏氏之贱儒”，他们的特点是“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按《说文》：“嗛，口有所衔也。”此处应指口齿含混。盖当时子夏授门人之时，要求门人整齐衣冠，颜色划一，又要求他们轻言寡语，不能轻率甚至清晰做对。可见这时的子夏对门人的管理已经初具法度。而到了西河授业之时，则彻底将门人集中培养成为法家的先驱。
按《史记》，当时贤人，“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又《吕氏春秋·当染》：“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于木学于子夏”。《汉书·艺文志》有儒家《李克》七篇，注曰：“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又有法家《李子》三十二篇。注曰：“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又《古今人表》列李悝于第三等，李克为第四等，作为两人来看待。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 “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货殖列传》则称“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史记索隐》案：“《汉书·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今此及汉书言‘克’，皆误也。”崔适《史记探源》：“《孟荀列傅》亦云‘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魏世家》、《吴起列传》皆有李克对魏文侯语。且尝为中山守。尽地力，即为守之职，是李克即李悝。‘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非误也。”《唐律疏议》亦云“魏文侯师于李悝”，足知李克与李悝并为一人。李悝著有《李子》七篇，《法经》六篇。是前期法家的重要人物。《唐律疏议·名例》载：“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则知商鞅的法家思想受到李悝影响，这也是子夏间接传授的结果。
段干木亦为子夏弟子，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不详。王充《论衡》：“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式之。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三国志·魏志》卷二二：“（魏）诏曰：‘昔干木偃息，义压强秦。’”可知段干木同样是一位事功的法家人物。关于吴起的师承，《史记》称学于子夏，《吕氏春秋》称学于曾子。考察吴起的生平活动，历事鲁、魏、楚三国。盖其先师事曾子，居魏后师于子夏。前已言明，曾子的主要思想以忠、恕、孝道为主。但吴起母死不奔丧，历侍三国，忠孝之伦，恐怕无从谈起。而他居魏、楚两国以后，进行法家式的改革，无疑与子夏的授业有关。
前期法家除申不害、慎到外多受到子夏的影响，而子夏的弟子尤其是后期在西河所收弟子也多为法家人物，这与子夏本人的思想不无联系。首先，子夏思想中原本就具有事功的成分。“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劝诫子夏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见小利，因小失大，这是对子夏急于事功的委婉劝告。其次，子夏对于法家“法”、“术”、“势”中的“势”也十分看重。“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证明其本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法家的一些成分。其三，他对前期弟子要求“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本身就是法家的作风。所以，其弟子之中多为法家，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