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斯受业于荀子应该并无太大争议，《史记·李斯列传》称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这同荀子认为秦国“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的观念是一脉而承的。其“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则来源于荀子“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以及利用便嬖左右者对人臣进行监督，“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慧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的思想。《荀子》中多记李斯与荀子的师生之对，而李斯在“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的时候，还会想起荀卿“物禁大盛”的教导。不但可见二人的师承，更可见得其受荀况学说的影响之大。
韩非被认为是荀子的弟子同样出源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推订韩非的生年为前280年，前提是韩非与李斯具事荀子，所以应该年龄相当。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斯与韩非的年纪相仿，而同门之间具有很大年纪差异的例子亦不在于少数。如孔门弟子之中，颜路少孔子六岁，而公孙龙少孔子五十三岁。其中父子同事一师的有之，除颜路、颜回父子外，尚有曾点与曾参等。故仅以李斯韩非同事一师证明其年龄相当，未免缺乏说服力。
陈千钧《韩非新传》则通过《韩非子》书中堂谿公一人推算出韩非当生于前295年前后。因堂谿公曾与韩昭侯论“术”，又曾与韩非谈论“法术”。韩昭侯前358年至前333年在位，假使堂谿公最为年轻（20岁）时与韩昭侯论术，最年老时与20岁的韩非论“法术”，则韩非的年龄最晚不应晚于前295年。又其与李斯共事荀子，李斯学成方离楚，则韩非跟随荀子必学于楚国。荀子被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事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中途受黜，再应春申君招请，事在公元前253年。韩非师事荀子当在此时。其时，韩非年四十余。这就意味着，韩非在入荀子之门以前，已经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至少，其年轻时受到过堂谿公的“法术”思想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在韩国影响巨大的申不害的学说影响。所以，在荀子成为韩非的老师之前，韩非就已经具备了一些法家思想的基础。
而在拜荀子为师以后，受到荀子“性恶”学说，以及“隆礼重法”等思想的影响，逐渐发掘人性为恶的一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以父子之亲尚且谯怨，何况于君臣。故韩非提出“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因而建议，君主应该掌握刑德二柄，“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事实上，韩非的注重“势”与“法”很大程度上与其对人性的洞察相关，而这正是荀子的“性恶”等学说作为其思想的源头的。
从子夏对前期法家的影响以及荀子对于后期法家的影响来看，我们发现法家诸子没有在事实上的师承关系（商鞅受到李悝影响，但从时间上来看，两人无法取得具体的师承），他们所师承，或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儒家的巨子。而在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间或有法家思想家的产生，如诸葛亮、张居正等，他们都没有具体的法家老师，而是直接从儒家学者发展而来。所以，无论从源头上还是历史中来看，法家思想家无非是儒家思想家的一个变体。而就思想上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乐之治向前迈进即可成为法家思想中的礼法观念。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根本在于是否对于人与人之间爱的相信，儒家相信爱，所以相信仁爱，因此主张人治和德治；法家拒绝相信爱，所以相信律令，因此主张律治和势治。但法家相信的律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只是集权统治者所制定下的规则。所以法家最后依然回于人治而终于与儒家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