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是公有制背景下，所有“绝对的权力”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独裁者权力”的准则。假如将“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视为“不良的政治道德”，——>这同样是公有制文化“道德治国”观念的条件反射，——>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此两原则既是公有制社会中生存的法则，也是政治行为的条令。可以说，除非颠覆了公有制氛围背景，否则“顺彼者存，逆彼者速亡”，才是《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真义。记住，个体人权也是绝对的权力！
个体自卫同样奉行“法家，肃反”原则
只要周边的社会氛围是公有制的文化，那么“杀鸡儆猴的法家原则”和“扩大镇压（革命）的肃反原则”，就是任何“绝对的权力”持有者的行权必然的法则。无论持有的是“法定的”，实际上却是政治成本所力不能支的“君主权力”，还是（公有制背景下）“非法的”，实际上取决于每一个体的自卫能力的“个体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力”。此先验的也可后验的客观事实，就是民主进程需要确立“不要妖魔化任何独裁者”条令的科学依据。不是“妖魔化独裁者，为革命造谣”不道德，而是公有制背景下每个人都会以同样法则自卫。
民主是基于“所有人都是普通人”的客观基础上的合作制度，（也就意味着毛上帝不可能是大英雄或大救星之类），因此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民运“精英”，都必定只是在公有制背景下的普通人的普通事。“妖魔化独裁者”的逻辑含义，也就是说某个人（如希特勒，如毛上帝）“很特别”地坏；那当然相应地存在“某个人很特别地好”。其结果可想而知，无非就是争夺谁的偶象是大英雄，谁的元首是大混蛋。拒绝“为革命造谣”和“对独裁者的妖魔化”，强调了所有人都是普通人的同时，也拒绝了传统文化对人权私有者的妖魔化。
只要回顾一下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从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征途上，总是千篇一律地（在统治者有所让步后）将“专制镇压”的帽子，硬扣到人权私有的小民百姓头上，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指责的“资产阶级”和毛上帝指责的“（私有土）地（的）主（人）阶级”，就可以明白，所谓为革命而造谣，所谓妖魔化独裁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吓退所谓的“统治者”（他们的政治成本可视为已经破产，否则不可能被吓退）后，为侵害无辜的个体平民百姓，制造的“对私有的平民百姓革命”的舆论声浪。这才是革命的目的！
在公有制文化的左棍眼里，所谓的“人权私有”者，他们只不过是公有制帝国无数的，在你争我夺的“此派彼派”中的一派而已！尽管女人法则是左狗的专利，但是左狗们只会“私有者软弱，不革命，不懂斗争”！如果人权私有者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无非是无数牛二派别之中，又多了普通的“一小撮的一派”！真是多你一派不多，少你一派不少！相反，如果作为团结无数仅仅是在哲学口号上有所区别的“此派彼派”，持有私有财产的“人权派”和持有公共权力的“特权派”，所谓“既得利益者”，就双双地显得鹤立鸡群。
女人法则之所以是女人法则，血酬牛二之所以是暴力的血酬 ，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就是“漫天要价，拒不妥协”，又怎么会花点心思，理解一下“人权派”之异于“特权派”呢？既然“漫天要价，拒不妥协”的信仰，就可以解决一切客观经济的可持续性难题，他们又何必去理解“人权私有，交换创造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相反，唇亡齿寒的特权派，攀定“私产小民”，既是税基的保障，也是“扯着一起死的人质”。这种政治利益衍生的信用，反倒比较可信。由此又进一步强化了革命者的仇富情结，仿佛私产者，就是统治阶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