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孔子成仁，孟子取义、荀子隆礼，其主旨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为“柔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的评价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儒家与医家为两种发展方向。儒者从医，并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这可能是因为医家治病救人与儒家仁者爱人的主张相近的缘故。北宋林亿曾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同人曰技。斯医者，其实儒者之事乎？” 儒者为医，大多博极医源，格物穷理。儒家的思想对中医认知生命现象和疾病规律有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重“礼”的思想对中医的影响。
刘歆在《七略》对儒家历史起源有以下论述：“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其中“司徒之官”， 司徒是上古官名，相传尧、舜时已经设置，主管教化民众和行政事务。夏、商、周时期，朝廷都设有司徒官，为六卿之一，称为地官大司徒，职位相当于宰相。可见儒家重“礼”，重视社会次序和功能分工。这种思想对中医认知生命和疾病产生影响。中医对脏腑功能的认识，也借助对社会次序的认识来描述脏腑功能。如《素问·灵兰秘典论》里有以下论述：“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这样通过政府职能分工形象的描述了脏腑功能，并且对脏腑功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如“心为君主之官”，君主在古代地位至高无上的，可知心在五脏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与后世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认识不同。“肺者，相傅之官”，肺为丞相，地位不容忽视。“肺主气”、“ 治节出焉”，其中的气与节与自然界气候物候有关，《黄帝内经》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从此角度可知肺是人天相应的重要脏器。
君相的概念源于古代政治制度，君指皇帝，相指丞相，皇帝和丞相分工制度在秦朝得以确立，在汉朝得以发展。皇帝和丞相分工不同，据历史学家钱穆的研究，皇帝是国家的元首，丞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帝实际不能管理一切事，而由丞相来管理，管的好与坏，责任在丞相，皇帝可不责任。这种分工在中医有所体现。中医对火的认识里有君火和相火的划分。认为两者功能不同，“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 。君火指心火，“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有“君火以明”之说。相火属三焦，相火具有蒸化肾水的气化作用和腐熟水谷的生化作用，这两大功能主宰人的生与死，故曰“相火以位”。这就是说，心之君火必须依重于三焦相火的作用，并且相互密切配合，以温养机体，才能使机体平安无病。 君火和相火功能的差 别与君、相分工是一致的。古代有医家已认识到。如王冰把“君火以明”改为“君火以名”，并认为君火虽有君主之名，只是“名誉”君主而已，实权确在在“位”之相火。故少阴不司气化，而相火代君行令。又如李东垣认为“少阴为火，君主无为，不行其令，相火代之。”对君相火的认识关系到对人体功能的正确认识。可见儒家思想对中医认识人体功能有很大的影响。
儒家重视次序和分工的思想，君臣的范畴是儒家所重视的，提出了“君君、臣臣”的理念，这也是“礼”的体现。这对中医制方原则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君、臣、佐、使的制方原则。君臣佐使理论起源于《神农本草经》，《素问·至真药大论》则是其发展。现存《神农本草经·序例》，在此书中，共有两处记载君臣佐使的内容。一是“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不可久服。”二是“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合和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同时，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日：“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周也。”一是无论是从成书时间，还是从成书内容，都要早于《素问·至真药大论》。在《素问·至真要大论》里有以下描述：“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这说明在制方中突出重点和相互关系的协调。对君臣佐使理论的解读关键在于对君臣的理解，不少医家认为君重于臣，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治疗主病和主证的常用药物。臣药是治疗主要的兼病或兼症的药物。甚至认为君药剂量要重于臣药，如李东垣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
如果从儒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以及君臣佐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古代政治制度角度来思考君臣的关系，会有新的看法。臣可指丞相，君臣关系可解读为君相关系，这就回到上面讨论的君火和相火的关系。即“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虽然丞相辅助皇帝，是皇帝的家臣，但是丞相负责实际行政任务，是古代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相权范围很广。这样对君药和臣药关系就会有新的认识，臣药作用不仅仅起辅助和治疗兼证作用，有时会起到主导和治疗作用。如桂枝汤中的五位药，一般认为桂枝是君药，芍药是臣药，而脉缓、汗出的主症恰是芍药主治。臣药变化会影响方剂的治疗方向。如桂枝去芍药汤和小建中汤。这两个方剂都是由桂枝汤加减变化而来的。君药桂枝不变，臣药芍药可去或者量加倍，而治疗的方向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君主“名”，主虚位，相主“位”主实权。这样就不难理解经方中君药和臣药剂量不对等的缘故。如炙甘草汤，君药为炙甘草，量为四两，臣药生地黄，量为一斤。
二、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中医的影响
“中庸”，最早由孔子提出，作为儒家的立身处世原则，对中国人的影响异常久远、深刻而广泛。什么是“中庸”？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大儒对“中庸”有各种各样的诠释。子思在《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表现时，心中是平静淡然的，就叫做“中”。但喜怒哀乐已包括七情六欲这些情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遇到外缘时，必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而符合常理，有节度，就叫做“和”。所以《中庸》里又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见，“中庸”是由“中”、“和”共同组成的，两者相互协调，相互和谐，这就是“中和”，也叫做“中庸”。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看似平常之理，实则精妙至极。”
儒家的这种“中庸”思想对中医认知生命和疾病的现象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医认识疾病的产生是不“平”、不“和”、不“衡”造成的。治疗上以“和”、 “平”、 “衡”为原则。《黄帝内经》提出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治，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伤寒论》中也对“和”有以下论述：“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又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所述；“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内经》：“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平”在儒家经典里也多次出现，如《尚书·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论述王道之平。《诗经小雅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这个平是论述家庭关系；《礼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这个平是与天下治理的目标联系起来。“平”和“衡”是相联系的。对于“衡”，儒家经典也有论述，如《礼记·曲礼下》谓，“大夫衡视”，犹言平。《荀子·礼论》谓：“衡诚悬矣”，系指秤杆。可见衡有平衡和权衡之义，国医大师颜德馨据此创立衡法治则。“衡法”即是通过治气疗血来疏通脏腑气血，使血液畅通，气机升降有度，平衡阴阳，从而祛除各种致病因子。以“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为纲辨治各种病证，以活血化瘀，行气益气等药味为主，或从气治，或从血治，或气血双治，处方用药当多从“通”字着眼，以调气血而安脏腑为治疗原则。这是中医治则的发展，也是儒家思想对中医认知影响的体现。
由上可知，儒家思想对中医认识生命和疾病的规律有很大的影响。儒家重视人事，积极入世，所以学习中医不应忽视儒家经典。正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所说“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这也是医家“中通人事”的表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