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荟萃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艾丹·索撒尔在《城市理论与中国城市》中说，中国具有“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而中国古代道教的城市观，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传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教的城市观 探究古代城市
道教关于“城市”的思想，源自于先秦的道家。
在中国古代思想境域中，“道”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宇宙论和生命本质概念，而且是一个伦理或社会学范畴。从社会伦理角度来说，“道”所指的是一种基源性的社会聚合力或向心力。而作为表达社会聚合力的共识性范畴，“道”也就成为古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概念化表征。
《管子》说：“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明确把“道”规定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唐代尹知章在解释“会民所聚”的时候说：“聚，谓众适宜也。能令众宜，道之谓也。”把“道”直接解释为“聚民”。而“会民所聚曰道”，意思就是说：领导者顺从民心，公正而合理地安排人群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使大家安居乐业，便可聚集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群体。
把“道”作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表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萌发了以“道”为理念的城市化生存意识。《管子·治国》中具体说明了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生成逻辑：“舜非严刑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这段话内含的意义在于：舜实施“无为”之道，因而人民皆主动地归附于他，并聚居在一起。于是，人们的聚落方式，逐渐从荒野部落走向了筑城而居，进而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城市或城邦，并最终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国家。
而先秦老庄所论之“道”，也包含着对城市聚落发展的人文关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指通过实施“道”，使民众聚而居之，便可建立恢弘和谐的城市或国家。
后来道教继承了这种对于“城市”看法。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城市聚落概念——“都市”。《太平经》说，都市为“天下所以共致聚人处也”，乃“作道治”的结果：“作道治，正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这里所谓的“作道治”，实质上就是构筑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会民所聚”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