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是找到了。儒家的缺点我不用说，儒家是靠教化，希望人们都成圣人，大家都成了圣人了，社会就好了，干什么都成了。老百姓都知耻有道德而努力工作或者打仗了。但儒家的缺点是，这种教化未必能有效，人们更多会敷衍对待，滥竽充数，最后乃至假仁假义地敷衍罢了。法家的缺点则是什么呢？
再论法家与秦亡的关系
我终于找到了。法家的缺点，法家以赏罚考核和物质奖励（以及提拔任免）来调动人们的业绩，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其短期效果好，但是它的长期竞争力不好。
也就是，以赏罚考核来调动人们的业绩，人们虽然能够努力工作，并且避免干坏事，但是人仍然是无耻的，他之所以好好干，只是为了奖励，他不去干法令规定的坏事，不是因为出于想到那样干是不道德的，而是出于规避和惧怕惩罚。这样人仍然是无耻的。所以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组织（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其长期竞争力没有。
所以，使用法家的国家，都是其兴起的也快，败的也快。曹操和秦始皇就是这样的。曹操可以说也是个法家人物，他是用物质调动业绩的。你干的好，我就奖励你一千斤金子，你干的不好，我就打你屁股，甚至杀了你。曹操的司空府里，有很多公务员和官员。曹操对于他们要求很严格，谁干活干错了，就要挨打。这种挨打，对于士大夫来讲，不但肉体上难受，精神上也屈辱。所以有个掾属叫何夔的，不愿意挨打，于是他有办法，上班来的时候，就带着一包毒药。意思是，你曹操敢打我，我就吃。于是就他一辈子没挨过打。
我们说，曹操用这种手段来管理下属，他的业绩起来的怎么样，肯定特别快。但是久了之后，干群关系就变得紧张——你想，上班的时候都带毒药来了，于是曹操败的也快。后来司马懿的儿子要篡权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要帮着曹家了。
干群关系紧张，倒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曹操的这种法家，物质奖励和惩罚，来调动业绩，它并不能在精神上提高下属，大家虽然好好干，但是走不了太远。所以没有长期竞争力。法家以法令规定的考核和赏罚来治理和调动臣民，就是这样，短期效果好，但是没有长期竞争力，因为物质对人的激励（包括升官），都依旧是有限的。它不能构建起长期竞争力。
秦朝的迅速崛起和迅速灭亡，也正是因为法家的这个特点导致。王熙凤也是个法家人物，她管理属下的丫鬟婆子和媳妇们，也是用惩罚，不按规矩办的，就打板子，好的，就或许也提拔。但是大家听话，都是短期的，治理的效果好，也是短期的。其精神素质上的东西没有提高，长期竞争力仍不具备，后来王熙凤一病，婆子们的打架、偷盗乃至大观园里的丫鬟偷情，就全出来了。可以说，没有治好。
当我们谈到企业的文化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横纵两个坐标，横坐标是以关注业绩为导向，具体办法就是用赏罚考核来调动业绩；纵坐标是以关注人为导向，也就是关注员工（包括经理）为导向，就是关注员工的感受，员工的能力和技能的提高，员工对组织（包括企业）的认同，企业为员工创造成才和有个人成就的空间。如果说横坐标这种文化是法家文化，那纵坐标就接近于儒家文化。好的文化应该是二者的兼顾，也就是既要考核，追求业绩和赏罚，也要以关注人为导向。
法家只强调横坐标，用法令规定的赏罚和考核来调动臣民的作为，就属于以“利”来调动人，而纵坐标属于以“义”来调动人。在纵坐标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好好干是应该的，是出于对组织的认同和责任，所以他会有长期竞争力，而横坐标下的好好干，只是利益诱惑或者刑罚的威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话对不对我们不想讨论，但引发的一句话却似乎是对的，那就是，“长期的喻于利，使人变成小人；长期的喻于义，使人变成君子”。很难想象，一帮小人，靠着赏罚和物质激励，能获得长期竞争力，能使得一个国家或者朝代，能够一直强悍。秦朝的速亡，以及曹操的速败，王熙凤的无效，就是因为按照法家思想，只强调和迷信于赏罚这种简单的作法就能搞好一个组织，单纯倚靠物质激励和业绩导向，就能算是充分成功的领导和管理。于是终于脆弱和失去长期竞争。
实际的例子这里也有，当刘邦后来攻入武关之后，进入秦国本土，按理说，秦国人对于本土是没有“残酷剥削”的，但是从武关到咸阳，也有好几百里路和大量秦国驻军，但是这帮人都闻风而降，没有抵抗。为什么呢，因为杀敌立功这种秦国传统国策确实能够调动人，但是这种调动不过仍旧是逐利，大家追求的一切就是物质回报和业绩，打仗不是为了报国而是为了发财（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现在若发现，投降的利益更大，那就干脆选择投降算了。曹操下面的人也是如此，跟着曹操就是为了利，现在司马家族给的利更大，那何不投奔司马家族。王熙凤下面的人，从前是好好干能有利，现在发现没人管了，偷东西利益更大，那就偷东西。
这就是法家的悲哀。
法家的学说基础过于把人下降到了利益动物的层次，以此建立一个片面以利益调动来治理国家的学说和操作体系，最终就是培养了一批无耻的人（这是孔子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虽然按照政令的赏赐去干好事，又按刑罚的规范去不干坏事，但人仍然是无耻的），是不足以构成长期竞争力的。
再加上上文我说的两个原因，一是先秦法家的初衷是打击卿大夫势力（这些人喜欢靠宗族和世袭力量来维持自己的财富，而法家要立功受赏来瓦解他们），于是这些人在秦末掀起反动，成为反秦主力，二是类似秦二世这样的人，在没有力量制约的情况下，把先秦法家的法治，变成了随意而为的人治，肆意出入，听凭私欲胡搞和乱用刑罚，这两点，也都成为促使民众反抗，构成秦亡的直接原因。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本篇文章分析的，法家从理念上的缺失，单纯以物质赏罚考核的激励，不足以维持和构建一个长期向上有力的国家和组织。即便没有上两点直接原因的作用，秦朝能够平静正确地运用先秦法家，其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迅速消弱，成为一个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社会矛盾突出，缺乏长久强盛的理由的“帝国”。
儒家对法家理论的批评“民免而无耻”，可谓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但是儒家认识了这一点，也似乎是想从纵坐标上去努力，但不等于说它的体系有效地实现了纵坐标的意图。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关于儒家的，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说来儒家是讲“仁”的，仁就是保护他人的权益，这就带有纵坐标的意思，但是儒家怎么让社会各层的人都仁起来，它的那套教化的手段就没有用）。
如果说王熙凤是法家的（经常跳楼的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也是横坐标的），是横坐标的，那《红楼梦》之中，大约薛宝钗最算是纵坐标的。薛宝钗对人的关心，不是表面上的小恩小惠，而是确实真的关心人的成长和感受，她是没有机会搞大观园的管理，如果搞了，她和她下面的人，会成为一个积极用心的好团队的。所以，如果配副总，应该叫王熙凤做副总，薛宝钗做另一个副总，实现两个坐标的兼顾。
法家一直是我很看好和赞赏的理念，但是不得不说他有上述这个单纯倚靠物质赏罚激励调动业绩短期效果好，但构不成长期竞争力，不足以从精神和主动上抬升人对国家（或者企业）的认同和主观努力，从而致组织于长期富强。相反，单纯以利益和赏罚调动，反倒导致上下左右交争利，上下级关系紧张，左右（部门）互相私斗争利，这个组织是走不远的。现在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对物质激励和考核得赏，是强调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过于横坐标了。于是现在的问题也就很突出了，造假、欺骗、民众间没有信任度、各行业间互相欺骗，道德沦丧，道德底线不断突破，都是这种过分单一强调物质激励和追求物质利益对人的调动，而导致的。
西方国家譬如美国，固然是搞法治的，是横坐标的，其资本主义的逐利和竞争思想，也是横坐标的，但他们也比较强调纵坐标，也讲讲人权和民主什么的，也用各种基督教堂和电影宣传一些人性和责任的东西（民主可以算是纵坐标，法治的一些主要内容，也是保护人的权益，也是纵坐标的），但大约还是横坐标比较突出，所以美国的情况是，闹出了房屋贷款这种丑闻，为了逐利而不顾长期利益，对社会的震动和损害固然是负面的。
写《大秦帝国》的孙皓晖教授，对于秦地的人物是非常赞赏的，他对于商鞅和商鞅的改革，是百分百的讴歌和赞美的，对于秦始皇，他不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更不认为秦国灭亡于暴政。他说：“秦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法家历来有‘法、术、势’三个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这里，他个人的强大威望和战时法律制度一结合，就变成了‘势治’。一旦这个权势人物死去，帝国也就坍塌。”
这句话说的有点让人费解，怎么“势治”，“权势人物”死了，国家就会坍塌了呢。大约他这意思，是看出了我上文提的第二个观点，即法家的法治，对于国君来讲，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很容易流变为人治（也就是他说的“势治”），靠着势来“人治”地控制住全国，则一旦势没了，也就坍塌了。
其实，首先来说，秦始皇还不是“人治”和“势治”的，他还是很讲法的，譬如他曾经把“治狱不直的官吏都发配去修长城”，也就是把不按法判案子的官吏给发配了。真的搞“人治”乱搞的，不按法办的，是秦二世。
但大体来讲，就算是也可以也按在秦始皇的头上，但这样来论述秦亡的原因，也是不够的。只是我上文说的第二点。
真正秦速兴速亡的原因，还要从法家的根本理念上出发去寻找，也就是我本篇说的这些，这样看来，商鞅的改革，固然是不错的，值得钦佩的，但也不是百分之一百没有问题的。商鞅还是没有抓到人间全部的真理。可以说，即便秦始皇（或者秦二世）不搞“势治”（人治），纯按法家的办法做下去，秦朝也不会多么彪悍和牢固与持续强大，很快也就出现毒奶粉、房贷欺骗危急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社会危急。成不了强国。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先秦时的秦国，物质激励导向教育下的人民，老爹向儿子借把斧头，都要遭儿子的白眼。这不是“无耻”是什么。这个例子虽小，但说一个能持久强大的强国，其人民是这样的，而能持久强大，吾不信也。
孙皓晖先生作为陕西人从过于维护秦本土的文化和人物的角度出发（也许是因为这个吧），从而看不清秦政的问题，这是遗憾的。其实法家分子也不是秦国人，都是中原过去的，所谓“三晋多权变之士”，中原的魏国韩国（商鞅是卫国人，卫国是魏国的附庸，申不害、韩非子是韩国人，慎到是赵国人，赵魏韩都属于三晋），这个地方对儒家的接受程度，不如东方的齐鲁，其商业的发展，作为小国挨打的磨练，使得他们多权变。法家分子，都是布衣出身，或者代表布衣主张，刚才说的社会地域环境和地域文化，又加强了他们的权变，而布衣本身又往往以逐利作为最大目标（他们的穷乏使得他们渴望改变自己处境，富贵是最大梦想），所以他们构建的理论，不可避免就有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嫌疑。可以说，法家的思想，正是透露了这种急功近利和短浅——其简单地绝对地和片面地强调赏罚考核和物质激励来追求业绩促成国家发展，就是偏急功近利和弱于长期竞争力的，而忽视了这样做，导致长期持久会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申不害的“术”更是短期行为。）
作为争霸阶段，为了能一时领先和强大，这种作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秦朝建立之后，还是专用法家思想，甚至变本加厉，或者秦二世之后又开始不按纯的法家原则做，而没有从传统的“三代”文化（指商周文化中的儒家等各古的流派）中借鉴汲取有利于长治久安和获取长期竞争力的政治理念元素，固然导致自己的速亡。三代文化，这些古的东西，虽然不怎么好，但是譬如周朝强调“德”和“仁”乃至宗法秩序，那毕竟是偏纵坐标一点，能够凝固一个帝国不变成纷争的散沙的一种东西。秦末人民的动荡，从这种角度来理解，也就绝不简单是农民起义和农民对剥削的反抗，而势必带有很强的“古”的文化和政治理念，与秦政之间的格格不入的矛盾冲突，这也是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而起义中的诸多领袖和骨干力量都是东方士大夫豪杰（大地主）官吏的原因。这确实带有政治模式的冲突，有分封制下传统政治理念和秦的法家单一的物化异化并且高度集权的政体模式之间的高度冲突。
这就要说秦国本土了，可能就是因为秦国毕竟偏在西陲，文化和思想方面比较匮乏，所以，在单一运用了法家而成功战胜之后，其文化底蕴，不足以综合东方并且繁衍出新，建立一种稳定合理的文化和模式，而是单一的横坐标为主，终于站不住脚，被历史的车轮所辗过。
读者看到这里，固然会知道我的私心里是在朝着孙皓晖教授对于秦土文化异常推崇放了一只冷箭。但放冷箭就算放冷箭吧，我觉得说的依旧是不错的。
除去这些枝枝蔓蔓而说的，我们对于法家的缺点，有个明确的认识，也就够了。也就是法家是这个缺点，才能解释秦国因为法家而速兴，又因为法家而速亡。而这对于我们现代的中国，乃至“美帝国主义”，又何尝没有启迪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