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法治思想。《老子》中称脱离道的“德、仁、义、礼、法”为“道之华”和“愚之始”。但它对符合大道的“德、仁、义、礼、法”持一种推崇态度，如对“与善仁”的期待、“有德司契”的赞扬和“无德司彻”的抵制，等等。针对春秋时期“侯王”恣意妄为、恶法盛行、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情况，《老子》鲜明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也就是说，统治者有法不依、恣意妄为是社会混乱的罪恶渊薮；恶法盛行，必然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老子》强调：“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只有推行“良法”，才会有“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效果，并使人们逐渐回归到自然的天性。《老子》强调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是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恶法盛行。
道家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黄老道家的法治思想。黄老道家思想既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又兼收并蓄了儒、法等家的观点。它揭示了法律的起源、特征及法与道的内在关联，讨论了德与刑、立法、司法等具体问题。关于黄老道家思想的划分、著作真伪等问题，学界争议很大；但把《黄帝四经》《管子》《淮南子》等作为黄老道家的作品，则异议不大。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的命题。《黄帝四经》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管子》载：“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权”有公认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来源于道并由道生发出来。黄老道家认为，道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之“玄德”，法是道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体现；道公正无私、公平自然等特性，理当成为法的内在规定性。由道生法，以法治国，不仅确证了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而且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黄老道家在执法上主张“唯公无私”。既然“道生法”、法是道的体现，那么，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和蔑视法律。《慎子》曰：“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即使国君亦不能“自任”，只能“任法”。慎子强烈反对“人治”，把“人治”看作是一种最大的“私”，在执法上极力主张“唯公无私”。黄老道家在司法中注重刑德并用、先德后刑。《经法》曰：“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它主张刑德并用，但应先德后刑；司法官员倾心于公正，排除私心，才能使赏罚必信。换言之，就是树立司法的公信力。黄老道家所说的“无为”与《老子》中的“无为”有所不同。《十大经》曰：“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刑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这里所说的“无为”，体现为“法令既明”条件下的与民休息和社会秩序井然下的各自有为。它主张在法律框架内，鼓励人们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在黄老道家看来，民富既是法律推行的结果，也是民众守法的前提。黄老道家的这些法治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