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并不是唯一提倡依法治国的学术流派，儒家思想也赞成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积极作用。荀况在不改变儒家思想核心的基础上“引法入礼”，主张将礼法融合起来，使之成为相辅相成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两种统治工具，后来的法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荀子思想的影响。而大家思想是对秦国发展、强盛，和走向灭亡的最大影响因素。
法家思想与秦帝国兴亡
秦国有三位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他们是商鞅、李斯和韩非子。商鞅是卫国臣民，后投靠了秦国，向秦穆公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得到秦穆公的支持后，在秦国实施了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商鞅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表达他的思想，同时逐步健全秦国的行政和军队管理。使秦国在短短的20年之内由一个西方小邦变成横扫六国的霸主。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韩非子原本也不是秦国人，秦王征讨韩国，为了把他带回国内，希望借助他的法学思想治理国家。韩非子来到秦国都并没有得到秦国的重用，但是他的思想和观念却被秦国学习和接受。韩非子的同门李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法家代表，依靠对政治游戏规则的熟练操作，他在秦国可谓风生水起，一路做到宰相。正是法家思想辅佐年轻的嬴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首哥大一统局面。
法家思想促使秦帝国崛起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属于文化上的弱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也不及赵国和魏国。以文化为例，上面提到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都不是秦国人，他们都来自异邦。较之东方列国，传统宗法思想积淀对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国没有过重的思想包裹。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文化因素。儒道务虚而法家务实，这也是秦过能够接受变法并迅速强大的原因之一。法家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实用的功利主义。这也是秦王与韩非子促膝长谈三日，意犹未尽的原因所在。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富国强兵一统六国的基础，韩非子的思想则为秦国建立君主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商鞅变法是“法治主义”在秦国深深扎根，自秦孝公之后，秦国的历代君王都是“法治主义者”。变法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商鞅推出的很多政策和措施，后来都融入到了秦国的国策和制度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牢固稳定且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是秦王的意志和行为被纳入了法治的框架，，轻易不能偏离“法治主义”的轨道。这种法治是集权主义下的法治，这种制度化的规则成为秦国经济壮大和军事强盛的保证。商鞅虽然被后继统治者杀死，但是他的思想和建立的制度却保留了下来。这改变了“人走茶凉”的运动型政治运动的出现。秦国一统六国建立大秦帝国可以看作是法家实用主义思想的胜利。
商鞅特别注重对农业的改革和对军队的管理。他曾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对农业的改革：废除井田制，奖励农耕。加强军队建设，把军功与金钱和社会地位挂钩，无军功不得享有爵位等。发达农业为前线冲杀的士兵提供了后勤保障，完备的激励制度使秦兵在战场上如狼似虎，遇战争如同过年一般喜庆。
秦国的强大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作为统治者要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样的雄心壮志。才会励精图治，礼贤下士，任用贤能，强调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有才者即便来自异邦也同样予以重用。一个国家的君王在拥有了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的雄心壮志之后，还要重用人才，群策群力才能成功。秦国的强大就在于不仅君王都具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还大量任用贤能人才，这些人中既有秦国土生土长的名臣如大将白起、王翦，也有很多是其他诸侯国的能人志士，如商鞅、张仪、李斯等。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的君王拥有了使自己国家走向强大的雄心壮志之后，才会礼贤下士，重用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偶尔遇到谗言，在弄清事情的原委后也会迅速改正错误，重新重用贤能。
大秦帝国的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国军队一气吞八方之师统一了华夏，建立大秦帝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局面。然而短短的14年之后，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战争机器顷刻土崩瓦解，陈胜吴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农民运动便以推腐拉朽之式推翻了秦国。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陈胜吴广这支戍边部队因大雨误了报到的时间，而按照秦的法律“误期当斩”。法家“刑主德辅”法律主导思想，在秦统一后变的更加严厉。有人说，秦灭亡的原因是儒家思想在秦统一六国然做出的反攻，儒家是相对法家思想的渗透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宗法礼仪复苏，抑制了秦国的进一步发展。显然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个人认为在秦国灭亡的原因中，严酷的刑罚制度是直接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一般来说秦朝法律的严苛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受李斯法家学说的影响，秦朝的法律几乎无所不包：军功能顶多少罪，服兵役、缴纳税款的多少、平常的民法，可以说是中国法律史上的里程碑。问题是，秦朝的法律非常残酷，这里有两个例子：百姓不在规定的地方倒垃圾就要砍手脚，服劳役、兵役迟到一天就是个死字。这对百姓有什么影响，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知道了。再加上极其频繁的兵役、劳役，沉重的赋税，使秦朝的统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根基，这是他短命的原因
秦始皇似乎在统一六国后便忘记了“民生”问题，无休止的征战和各种赋税压的农民喘不过气来，劳役让男人常年在外修筑长城皇陵等国家建筑，有的时候连腐女也被征集起来。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是农业生产收到严重的影响，严厉的刑罚连坐制度，杀死了大量无辜收牵连的人。人民生活的饥饿中，并时刻经受着来自刑罚的恐惧。秦始皇没有明白“乱世用重典，治世行仁政”的统治方略，严厉而公平的制度帮助他取得了天下，最后过度对刑罚的迷恋把这个强大的王朝推进了历史的轮回中。这再次说明一个朴素的辩证法道理，过犹不及。
前文提到法家和儒家一脉相承的关系，即法儒二家对法的理解有着共同的领域，只是法家思想家把法律放到一个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位置上而已。单纯依靠儒家思想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因为六国都被秦灭了，单纯依靠法家思想治国也不能使国家长久太平，因为秦国被农民运动推翻了。什么才是一个国家长久稳定的方略呢？也许秦始皇需要一些和谐社会的统治智慧。
秦的兴起与灭亡告诉我们，不论是德主刑辅还是刑主德辅都不是长久的之师之道。唯有二者结合，即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使江山永驻。强调德治也不是否定法制的作用，法与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手段。但是秦始皇却把刑罚的使用推向了极端，在秦建国的过程中，也重视了道德的作用，只是这个总道德是有别于儒家的尊师重教、父父子子的传统道德，法家提倡的道德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即在利益面前人人平等，奖功罚怠，这种道德观在促使生产发展和士兵作战上比传统仁爱道德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建国后秦始皇对这种道德观的忽视也是其帝国终结的原因之一。
秦灭亡留给我们的启示
暴政是秦留给后人的一个主要印象，秦始皇是个暴君，焚书坑儒，征集几十万人修筑自己的陵墓，并用活人殉葬。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致使长城脚下白骨皑皑。历史证明：一个不关心百姓的政权，必将会垮台。一个重视法律的民族是有希望民族，而对法律的误读同样会使社会问题百出。商鞅时候，秦国的法制体系保留了下来，可是集权的政治缺乏对君王的制约，国家决策个人随意性较大。 “部门会审”和“运动执法”表面上看去是实践法律，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的尊严，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法律不是炉火，需要的时候多烧几把，不需要的时候就置之不理。法律执行中体现的个人行为和个体思想依然很严重，法律成为个别人谋取政治资本的筹码，百姓成了赌桌上任意翻起的扑克。这是打着爱法护法为民申冤的幌子干知法犯法的勾当。公平正义的社会是靠法律来维护而不是某个有着独特个人魅力和魄力的领导。坚持法律对行为的约束，加强道德对思想的教化，唯有两架马车并行，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