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生于韩厘王时期，成长于韩惠王时代，最后死于韩废王时期。这是战国时代韩国的最后三个君王，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可笑。韩厘王尚能一边拉拢秦国，一边挨打。韩惠王则每隔几年，献一块地，割几座城池，苟延残喘34年，再养了个自大的儿子韩王安，小安了九年，便被本国叛将攻进新郑，韩王安出城投降，软禁四年后被杀。韩国从此烟消云散。
法家巨子：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韩非子是韩王室褚公子之一，出生高贵，才名盖世。然而，出身高贵，却并没有显贵于朝堂。才名盖世，也只能闭门著书。他写的《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法家著作，各国国君谋臣争相研读，秦王嬴政以此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理论基础。而他本人，从韩惠王起，就不断上书请求变法，四十年间，两代国君均不予理睬。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个人境遇，都没有丝毫改观，甚至，为此搭上了卿卿性命。
出使秦国，死于游说。
前233年，嬴政再次攻打韩国，韩王安按父辈一贯的做法，向秦纳地，请为藩臣。因为人所周知的原因，韩王派秦王赏识的韩非子出使秦国。可以说，这是韩非子施展才华的一次机会。也是年仅半百的韩非第一次受到重用，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人生转折点。当时秦国虎视眈眈，急于吞并韩国。若他能说服秦王，运筹帷幄，达到两国相安，互惠互利的程度，那韩非子就牛了。
韩非子到了秦国，嬴政以礼相待。秦王洗耳恭听，韩非子滔滔不绝。但他讲了什么呢？
其一，怒斥姚贾。
韩非子出使秦国，目的是为保韩国安宁。但显然，嬴政对此没有兴趣，他要听的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韩非子立刻滔滔不绝，和秦王谈论《孤愤》《五蠹》，对秦王一一分析如何掌控大臣，为什么要去除五蠹和八奸。他理论联系实际，以秦国当朝大臣姚贾为例子，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以此解说他的学说和思想。
姚贾原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看管城门的小卒。但他本人机智善辩，是个纵横家，出色的辩士。早年在赵国为官，秦王爱其才，施离间计，他于是被逐出赵国，到秦国为官。后来楚、韩、魏、燕四国打算联合攻秦，姚贾自告奋勇出使四国，三年间，说服各国国君放弃同盟，和秦国交好。因此，秦王大悦，拜他为上卿。
而韩非子把四国联盟的破灭归罪于姚贾，一方面，怒斥姚贾，从出生低贱到国家的盗贼，把他讽刺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告诫秦王重用这样的人有害无益。另一方面，他揭露说客的本质：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换取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指出纵横家对国家的危害，应该远离驱除。
先不说姚贾怎样辩驳，单看韩非子，这一番言辞，虽然对辩士的本质有了根本性分析。但姚贾一张利嘴说退了千军万马，缓解了秦国的危机，有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这一点功不可没。而韩非子，身在秦国，纵论法家思想，起码要对事不对人。即便有实例，也应该确有其事，而结果必然无益于秦国，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至于姚贾的出生也是一大罪状，更是无稽之谈。连韩非子自己认为，名臣将相出生寒门的多得是。秦王若真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去除儒家、言谈者、带剑者、权贵门客、工商之民等五蠹，妻妾、叔侄、亲信、臣下等八奸，无异于把秦王身边的有用之人一一赶尽杀绝。这不是毁了秦王的统一大业吗？
其二，先伐赵缓伐韩。
谈到目前两国的交往和局势，韩非子提出，先伐赵，缓攻韩。秦王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韩非子的缓兵之计，且还要借秦王的手，助韩国灭了赵国。这样一来，秦王真的是要一步步走入韩非子的如意算盘内，岂非愚蠢。
其三，连横与合纵。
再次，就是对各国合纵和连横的分析，韩非子在《五蠹》中指出，连横是小国依附强国，这是不从国内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从外力寻求保障，结果只会加快小国的死亡。比如卫国背离魏国，和秦国连横，不到半年就亡国了。这样的分析，无疑打了秦王一记耳光。设想两人对面交谈，韩非子如果不能自圆其说，巧妙破解秦王的疑心，那秦王设想，一旦战国七雄，参透连横合纵的本质，岂不是人人自强，与秦国为敌，那通过连横各个击破的谋略便要不攻自破了，如此，嬴政后脊梁要冒出一身冷汗。
君臣交谈，韩非子，或许太直，太急了。而秦王，为人冷静，做事果敢、性情冷酷。他只要领悟到，韩非子劝他做的一切，都不利于秦国时，几乎要恨死，所以，姚贾再添上一把火，便立马把他下了大狱。之后痛下杀手，便不难理解了。再之后，看看《韩非子》一书，感概如此人才，如此可惜，不知何种滋味。
至此，一场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使臣之举，变成了一条不归之路，成为人生的终点。
韩非子：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他也一直不理解，写出《说难》的韩非子，何以死在游说之上，他也极为哀叹和惋惜。
韩非子的《说难》主要论述的就是游说之难，不是才智和口才的问题，而是要准确把握君王的心思。其次“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这是讲，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又如果触及到君王心中的隐秘心事，那就会危及自身。而这些，正是韩非子在实际的对谈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看来，在实战中，韩非子缺少经验和谋略。他或许只是个书生，纸上谈兵，洋洋洒洒。真正遇到事情，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谋算，也没能作出实际上的大事来。很多事情说说容易，真正做出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由此可见，四十年间，韩国两代国君均不用他，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的。
四十七年，韩非子将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归于“廉直不容于邪妄之臣”。韩非子不牛，他是廉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