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几十起文人自杀事件。91年9月，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1989年3月，又一位北大诗人海语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此后不久，又从海峡彼岸传来三毛自杀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然后 自杀的消息。
文人的自弃轻生，在世纪末平静又喧嚣的文坛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道凄凉的文化风景，也折射出当代文学人士心灵深处的极度失落和心理天平的严重倾斜。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方舟跌下狂热过火的峰巅，走下由读者和社会供奉的神坛，并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低谷。形势的急转直下要求文人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审时度势及时调转笔头。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极端。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贾平凹、莫言等大写手被盗版和约稿弄得焦头烂额，而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徐迟、碧野等大师们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 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和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心性不全的文人精神支柱轰然倒下，心理天平倒向了一边。 这种伤感怀旧的消极情绪，一旦与心理缺陷的人格遭遇，就会表现出孤独、沮丧、抵制社会变革、逃避现实、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之类的生活态度，由于对新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适应，对自己生存状态不满意，却又无能为 力，无可奈何，因而常常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终日沉湎在自己构思的理想主义王国里，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和对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我们暂且将社会转型时期不适应社会环境的文化心态称之为文化抑郁症，因为它的症状与精神病学上的抑郁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社会交往是正常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交往能传递感情，满足人的社会与精神需求。自我封闭的心理则人为地剥夺了这项需求，使得信息狭窄，情感隔绝，抑郁和苦闷无处宣泄和倾诉。一些将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不是努力去改造自己，适应环境，而是常常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藉此逃避环境，降低挫折造成的心理压力，在观念和思想上崇尚传统，在认识上缅怀昨天，总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一切都不满意，甚至怀疑与否定一切。 这就是文化抑郁症的社会病理基础，这种消极情绪积聚到心理承受极限，就会采取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的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抗议和愤慨。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81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癌症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人谈天外，就是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 就自怨自艾低首叹息，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他对朋友有时也谈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这时，他的症状已完全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精神科干预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 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人们只是关注了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需求，孤独无助，精力衰竭，终于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
英国心理学家霍普森认为，任何影响生活稳定的转变(包括社会体制的变革、年龄的增长、恋爱婚姻等)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并随着事件的次数、强度增加而反应增强，而过量或过重的应激反应则会导致应激性疾病如溃疡病、高血压等多种心身疾病和不良情绪反应，甚至引发精神崩溃。
那些心理不健全、年龄已高、适应性较差的人们，要想顺利地渡过心理上的不知所措阶段，就需要社会及时提供精神支持，满足心理过渡时期的被尊重、被理解、被同情的需要，同时由精神科专业人员提供抗抑郁药治疗和心理治疗。然而生活在两个极点上的文人之间既难以沟通，又不易彼此宽容，那些已深险绝境的失落者羞于到精神科就诊，而他们的家人对病情也讳莫如深。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您来电(0533-7538787)声明，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
